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万人出席

[30]参见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章绝对的宪法概念。

[16]自然正义的两个理念皆源于自然法而非实证法。[53]这也正是自然正义与程序公正的共通之处。

[66]同时，软法的适用应该灵活而非僵硬，应该考虑具体个案的特点。[40]Mark Elliott， Beatson， Matthews and Elliott's Administrative Law: texts and Materials， Four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pp.353-354.[41]David Mullan， Fairness: The New Natural Justice?2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 281（1975）。[18]在本特利案中，福蒂斯丘（Fortescue）法官说：上帝之法和人类之法都赋予一方面当事人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我记得曾听一位就此情形极为博学的人说过，即便上帝也没有在听取亚当为自己辩护前，就对他做出判决。实际上，在英国的学者看来，通过行政实践、判例法和单行的法律而没有一般的法典化，行政程序法可以发展得相当好。[45]这一判断在里奇诉鲍德温案之后不断得到重申，即所谓自然正义的规则并非刻在石板上。

传统上的自然正义理念并不适用于立法性的职能然而在行政民主以及公众参与的理念下，行政机关的立法性职能也应该遵守若干的程序性要求，虽然这与以自然正义理念以个体权利为基础的进路不同。[52]这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普通法国家中关于程序正义适用要素考察最为系统的判例，然而最高法院的判决也称这五个要素并不是穷尽的，但相较于其他的单一判断要素，以该案为代表的模式可以说是一种综合性进路，其中每个因素都需要根据个案进行考量，而未必能够作为唯一的决定因素。第12自然段是关于外交政策的规定。

[16]这是传统宪法学的通论，以法官视角和司法尺度作为宪法规范之规范性的唯一准据，不过，这一通论随着宪法结构和任务伴随时代变迁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宪法学就开始明确承认基本国策（相当于总纲）的宪法规范地位及其拘束力，并简要讨论了基本国策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与补充功能，且据称是根据德国宪法学的相应变化（社会法治国条款）而产生的宪法理论上的跟进，参见林明昕：论‘基本权利与‘基本国策间之关系，载《两岸四地公法发展新课题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法学院，2011年10月29—30日），第325—333页。五、结语：中国宪法走不出的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宪法序言中的根本法，从其立宪精神与内在构成来看，具有强烈的政治宪法精神取向，规定并塑造着经济建设与基本权利保护的节奏、次序与重要性第二，微信里面报道没有直接指出这个案件的判决依据是什么，依据的是宪法规范，大家知道两个男的在一起就可以结婚了，所以今天网上说，北京6月27日就有两个男的举行一个盛大的同性恋的婚礼，我看了好多的照片，接受不了。是的，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在法学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特别是在宪法学这样的法学学科的学习和研究中，在外国的宪法知识和制度力量总是以某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方式缠绕着我们的情形下，我们是否应该清醒地把握自己思考的向度，返回中国自身的主体性立场。

两者都认为政治生活必须基于一些稳定的根本规则，不可轻易更改。那么中国和国外的关系是什么关系？确实刚才胡老师也讲到了似乎宪法学跟其他法学来比较，这个问题好像是一个问题，比方说搞民法，大陆法怎么样的，英美法系如何。

毕竟，诚如毛泽东曾明智地指出的那样，宪法是由近代西方国家先搞起来的，进言之，立宪主义本源自近代西方的思想体系，这就注定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宪法现象即与西方国家的宪政发展史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络关系，即使某些在现行宪法体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宪法规范，也可能存在西方宪政思想的某种源流，离开了后者则无法理解和解释。其通过教义学的努力建构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勾连，将中国根本体制的象征(《宪法》)和根本法所象征的体制（宪法）以法律语言的形式展现出来。此度经第二版大幅度修订之后，加入了大量新的内容，尤其是补强了有关国家组织方面的规范诠释及制度分析，并进一步回归中国化的思考立场。为什么我要提6月26日的案例？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里开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因为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这个案例的基本思路恰巧跟林老师提倡的规范宪法学的思路，也许是不谋而合。

【原编者按】 《宪法学讲义》第一版即为近年来我国书肆中最为畅销的宪法学读物之一。这是我想讲从美国最近同性恋问题看，世界各国都有一些共同的问题，但是有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宪法的启蒙需要破除对于一些抽象宪法概念的迷信，尤其是对于所谓西方宪政的迷信，如此才能树立中国宪法发展所需要的公民宪法信仰。宪法已经中国化了，宪法学当然必须是中国化了，那么为什么宪法学的中国化还成为一个问题，我觉得它的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对于宪法认识，宪法是什么，宪法的基本功能是什么，我们还是有一些不清晰的地方。

第二个层次和第三个层次，我们用我们国家的宪法上的制度和蕴含着的这些基本原理来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本讲义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那么要完全做到我觉得不是这本教材，不是我们今天所完全能够承担得的使命。进入 林来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学 中国立场 。

林来梵教授也指出，中国古代体制的唯一缺憾在于，古代中国往往有伟大的制度实践，而没有相应伟大的理论阐述，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我们也应该承认，回归中国化的主体立场，其实也意味着直接面对建立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和诠释范式的巨大挑战。

如果说研究宪法问题，如果你这样弄，几种模式，国外几种模式可能有一些非议。比方说1982年建立宪法，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1982年宪法大会上，叫深刻反思十年文革沉痛教训，加了沉痛两个字。第三，即：它进一步确立并回归了中国化的主体立场，甚至力图去修复许多被西方理论破坏了的中国问题意识，从而努力推动宪法学理论的中国化。王磊：从中国立场读中国宪法 最近，这两天微信里面都刷爆了，都是关于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男同性可以结婚的案子，但是我对我们目前微信里面转的这些内容有一些看法，比方说标题上叫同性结婚合法，这不符合我们林老师崇尚的规范宪法学。以后再有重大的历史判决时候不会出现这样的标题。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用宪法当中的基本原理，我们国家宪法当中所蕴含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这些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宪法规范主义的案例，就是按照宪法的条文，宪法的第14条修正案正当保护，正当法律，宣布一个下位法违反的宪法，这是微信里面的一个缺点。

原因既来自中国宪法，也来自中国宪法学。比较宪法因而可以为宪法再启蒙提供对比和参照。

在具体的方式方法上，比方说都是宪法规范，大多数国家都要有一些违宪审查制度，但是在具体设计上可以有不同。故而，采用规范法学的固有方法去研究宪法，反而形成了一种特色。

我看了讲义里面列举了很多中国社会当今所发生的一些涉及到宪法方面的问题，发现问题，发现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应当由宪法解决的一些问题，这是第一个层次的中国化。凡此种种，本书均难言已做到尽善尽美，但已有所觉悟，有所拓取。学者的任务在于运用现代的宪法语言重新阐述中国古代的制度实践，并将其理论化，展现于当代中国人或者外国人。西法东渐形成的宪法启蒙话语虽则日益普遍，然则实际而言多为指向未来的期待。

规范就是讲哪一个法就是哪一个法，别给搞一个合法，确切地说合宪。我们之所以要治宪，显然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

或者有一些更先进的制度，由于我们的这个发展阶段，我们今天实行不了。中国古代的权力分立智慧体现君权和相权之制约以及相权由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唐代）行使的进一步分立之中。

林来梵：宪法学是有祖国的 在全球的许多法律人都在热议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关同性婚姻权利保护的宪法判决之际，6月29日晚，我们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明理楼模拟法庭里举行了一个文化沙龙，偏偏讨论一个与此泾渭分明的主题，即：宪法学的中国立场。回归中国化的主体立场，并不是盲目排斥有关立宪主义的根本价值原理，一旦深入抵达这种根本性的价值原理，人类社会的绝大部分成员之间还是可能存在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的。

某些方面可能会被认为落后，但是我的国情只能是这样。当前与意识形态话语高度融合的中国宪法概念体系，无论就智识探究还是法律执业而言，都很难吸引正在就读或者已经毕业的高校学生。人类有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说公权力滥用，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公权力会滥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权力仍然也会滥用，那么在西方国家解决公权力滥用问题，用的是什么样的原理？用的是什么样的制度，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我们应该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原理、制度，但是西方国家的原理制度和内涵，它的一些精华部分，在我们的制度当中也仍然要去体现。而我们则认为：对于宪法现象而言，研究对象的政治性与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如果仅仅以研究方法的政治性去应对研究对象的政治性，那么有可能丧失规范主义的立场，即放弃了以规范约束政治的根本目标。

在某种意义上，宪法教学的问题也是中国宪法理论与实践所面临众多问题的缩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重新考量采用必要的叙述策略和真理的隐微术。

在论及现代宪法精神是否与中国古代兼容的问题时，林来梵教授指出，立宪主义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确实也有一定的契合性。精确地说，其中很多内容实际上是对于当代中国宪法启蒙话语的再启蒙。

回归中国化的主体立场，更不是盲目排斥有益的拿来主义，全面否定西方宪法制度及其规范理论对于其自身的自合理性因素以及其中所隐含的、在比较宪法学意义上可供借鉴的合理颗粒。现代德国法学家拉伦茨曾将法学下过这样的定义，即：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中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学问题之答案的学问。